陕北在元宵节除观灯、看社火外，还有一奇特风俗“转九曲”。用高梁酐杆扎成弯弯曲曲的阵式九曲十八弯，每个转弯处放一盏用白萝卜挖成的灯，灯油为百家所集，整个“九曲”共有３６０盏灯，象征一年的３６０天。男女老少争转九曲以辟百病，青年妇女往往趁人不注意时“偷”盏萝卜灯，据说可早生贵子，偷“老杆”房的灯最佳。正月十六，有的地方携酒登山聚饮，名曰“散百病”。延安等地则在夜晚点燃篝火，大人小孩在火旺时跳来跳去，称之“燎百病”。人跳完后，还把家中被褥衣服也抱出来，在火堆上方绕一绕；甚至把家养的小羊、小狗等牲畜动物也让小孩抱着从火堆上跳过去。这种“转九曲”与“燎百病”的民俗因何而来呢？有什么意义？笔者试作一探讨。
      元宵节张灯习俗始于东汉，源出于佛教。我国古代元宵节民俗活动中有一项叫“走百病”。“走百病”始于何时？笔者认为此风俗始于唐宋，盛于明清。从唐代起，元宵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，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。唐代有别于其他朝代，在男女交际方面，唐代妇女不拘礼法，比较自由放任，亦为妇女参加集体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。至宋代，宋人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。卷六》载北宋都城汴京正月十六盛况“五陵年少，满路行歌，万户千门，笙簧未彻”。宋人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。元夕》载：“都民士女，罗绮如云，盖无夕不然也。”“元夕节物，妇人皆戴珠翠、闹娥……而衣多尚白，盖月下所宜也。”这些记载虽未明言“走百病”，但妇女结伴群游，则是事实。
      明清两代至近代，“走百病”风俗十分流行。但该项活动在我国南方与北方地区，名称和具体活动形式有所不同。南方称作“走三桥”，妇女们于元夕互相邀约，三五成群，一路观灯赏月，历三桥而止；而且返回的路不能重复，须从另路而回。清人顾禄的《清嘉录》载：“元夕，妇女相率宵行，以却疾病，必历三桥而止，谓之走三桥。按：长、元《志》皆载：‘上元，妇女走历三桥，谓可免百病’”。在北方，称之为“走桥”、“走百病”。明代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。春场》记载：“正月八日至十八日，集东华门外，曰灯市，贵贱相沓，贫富相贸易，人物齐矣。妇女着白绫衫，队而宵行，谓无腰腿诸疾，曰走桥。”明代沈榜《宛署杂记。民风一》中云：“正月十六夜，妇女群游祈免灾咎，前令人持香辟人，名曰‘走百病’。旧日北京在“走桥”、“走百病”的同时，还有“摸钉”的习俗。《宛署杂记》载“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，摸中者，以为吉兆。是夜驰夜禁，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俱不闭，任民往来，厂卫校尉巡守达旦。”清人劳之辨《上元杂咏》：“旧有宜男  ，城门踏月过。相邀诸女伴，夜半手摩挲。”咏的也是这种风俗。
      考究以上风俗活动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：一是妇女结伴群游，二是出游时都穿白色衣服，这在小说《金瓶梅》中也几次提到这风俗。三是出游的目的是消灾免病，四是不走回头路。有学者考究这项民俗活动的原初意义，是属于一种妇女的求育习俗，源于古代人们对于集团活动生殖力的一种信仰崇拜观念，只是后来这种原初的意义被逐渐淡化了。
      因此，笔者认为陕北元宵节“转九曲”奇但不怪，实际上是“走百病”风俗的演变。陕北地处高原，天旱少水，无桥可走；陕北历代战祸连绵，城门不可洞开，无钉可摸，而“转九曲”因陋就简，故而风行。就九曲来源传说，或因黄河九曲十八弯而产生，或因古代战阵而萌生，说法不一。但活动过程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却与“走三桥”、“走百病”相似：妇女不论长幼皆结伴相走；转一圈九曲消灾祛病一年顺当；九曲十八弯没有一曲会重复。更为独特的是在其他地方淡化的生育崇拜，在陕北“转九曲”中强化了。“转九曲：的高潮是”偷“灯盏或拔旗（安塞等地“转九曲”时，九曲中央置桌放斗，斗上插小旗，高者代表男孩，低者代表女孩。结婚未育妇女围桌抢旗，以了心愿）这种原始的生育观念仍被保存至今。陕北“转九曲”时灯盏的制作为何用萝卜而不用其他（如洋芋）？我认为也有其用意。潘光旦先生在为蔼理斯《性心理学》所作的译注中指出：“性与触觉的关系，方面甚多，……一个女子，要她在日常环境之下，和男子的生殖器官发生触觉的关系，当然有种种的顾忌，但若和它象征性发生接触，就没有顾忌了。不但没有顾忌，并且往往是一件公认为吉利的事；至于吉利何在，就得看当时当地社会的设词了。”故潘先生认为北京旧俗“摸钉”隐含了妇女象征性性接触。陕北妇女“转九曲”时偷萝卜灯，其隐含意义也如“摸钉”一样。
      再说“燎百病”，这项风俗活动与“走三桥”、“走百病”不同，明显地体现出对火的崇拜。那么这项风俗缘何而来？我认为，这是受蒙古文化的影响所致。蒙古人崇拜火，认为火神是幸福与财富的赐予者，也是家庭的保护者，认为火具有使一切东西纯洁、常存的能力。因此，蒙古人素以火洁净万物之俗，以祛除一切不祥。如古代，使者或王公觐见可汗时，都必须从两堆火之间通过，其携带物品也须如此，以便净化。陕北历来就是民族交流融合的“绳结区域”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“大熔炉”，始于唐宋，盛于明清的“走百病”风俗在陕北异化为“燎百病”，正是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果。
      陕北人对火的崇拜不仅限于正月十六。有的地方正月十五燃火，谓“神火”；正月二十三燃火，谓之“鬼火”；正月三十燃火，谓之“人火”，大人小孩在火堆上跳来跳去，谓之“散灾”。有的地方正月十七、十八燃火，叫“送蚰蜒蝎子”，把柴草灰烬用铁锨一一倒于坡洼或大路旁，谓之将蚰蜒、蝎子等毒虫送走，全家人将不会受毒虫的伤害啮咬。二月二也燃火，祈求当年风调雨顺，并将未燃完的余火分为十二堆，从其熄灭的先后来占卜预测本年每一个月的阴晴阳缺。尽管时间和称谓不同，但这些风俗活动都与火有关。弗雷泽在《金枝》一书中对欧洲火把节的形式和涵义作了充分和探讨。陕北人对火的崇拜敬仰，并非受欧洲人的影响，而是受蒙古习俗的影响。
      总结上文，归纳三个结论：（１）陕北因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形成一个迟钝的、相对封闭的文化圈。陕北民俗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文化基因。（２）陕北民俗“转九曲”是古代民俗“走百病”的演变，但其中蕴涵的原初文化意义仍保留至今。（３）陕北民俗“燎百病”是融合吸纳了蒙古文化中对火的崇拜而形成的习俗，说明陕北文化是多元的文化。